以之为耻的反而是儒生们。

而子夏后学穀梁赤、公羊高、李悝、吴起、商鞅、荀子、李斯这些人，则主要学习了古之道术的行政、法制技术和主张。孔子是一位从奴隶、社会底层开始挣扎，通过个人奋斗出人头地的典型。

墨子这句话，我们绝大多数人都没有见过，是不是？是的，即使笔者也仅在1年前发现这句话。儒家子夏系统，包括商鞅是实践者，只能从实然去实现应然。然后长篇大论地堆叠了一通高调，还是没有实际内容。所以孟子要为之辩解说：虽然古人云有恒产者有恒心，但儒生们却能做到无恒产也有恒心。孔子的这种处理可能是不得已而为之。

从没有学问的文盲变成了汉朝时无可替代的官学。只要本于自心，就必然狂妄且又封闭。分散性宗教的一个重要缺陷是缺乏一个独立健全的传教系统，只能依附于政治和社会组织，这不但使其失去了相对于世俗社会的超越性，而且自身的发展也受到种种窒碍。

也可以象子贡那样做一个富甲一方的儒商，结驷连乘游走于诸侯之间。儒教的分散性特征是与古代中国的宗法式社会结构密不可分的。儒家真正实践过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制和君主专制，而这两种制度与儒家的政治价值观都有相当的距离，所以《礼运》才将三代以下的政治称为小康，以与儒家所心仪的大同之世区别开来。从历史看，鉴于家天下与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儒家从未停止过对于理想政道的探索。

汉代以后，儒家心性论仍在发展，历代大儒都有所发明，但是，伴随着封建制度的终结和郡县制度的确立，儒学已经被纳入到君主专制的结构之中，它由孔孟的私学编成了官学，它已经被体制化了，这给此后心性儒学的发展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台湾，儒学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依旧存在，不过是化到了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里面[2]，这一现象尤其值得人们深思。

鸦片战争以来，华夏文明面临五千年以来未有之大变局，政治体制的重新设计成为社会变革中的核心问题，启动这一变革进程的正是一代大儒康有为。半个世界以来，儒学最重要的进展是港台新儒家的贡献。值得注意的是，《白虎通义》不仅包括谥号、祭礼、致仕、考黜、纲常等制度性问题，而且包括天道性命问题，许多问题系由汉宣帝亲自裁决。再次，从古代威权政治转向现代民主政治已经成为近代以来儒家的普遍共识。

目前大陆儒学中有一种所谓原教旨主义主张，认为中国古代的王道制度要优于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提出要用王道政治破除所谓现代民主迷障。近代大儒熊十力先生服膺宋明理学诸子的学问，但他也不无遗憾地指出，我们在宋儒身上总无法发现先秦儒家那种鸳飞鱼跃的气象。这一转折的历史背景是华夏文明在中西文化冲突融合中所面临的五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秦以后日益制度化、成熟化、凝固化的专制政体中，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儒家士大夫人生的独木桥，他们本身也逐渐成为这个庞大的利维坦上的螺丝钉，其精神生命的萎顿是无法避免的。

（赵法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研究人员） 注释： [1] 李零：《郭店楚简校读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09页。就他所处时代而言，他倾向于西周以分封为基础的礼乐制度，因此，秦以后儒表法里的君主专制绝非儒家自身的选择，它甚至从根本上背离了儒家向来强调的民本的政治理念。

因此，从民本到民主乃是制度儒学演变的必由之路。它们对于儒学的弘扬自有其益处，却无法承担起儒教重建的历史重任。

有了这种担当意识，才会有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其次，民主政治完全符合历史上儒家政治探索的方向。他可以象冉求和子路那样投身于现实政治，直接改造社会，也可以象原宪那样，在孔子死后亡于草泽，居于穷闾，以不能行夫子之道为病然而，从五四到文革，甚至是这样一种残缺不全的教化体系也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摧毁殆尽，数千年间积累的道德基础和社会价值系统彻底倒塌，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伦理关系失去维系，对于金钱和权力的拜物教则乘机在社会上泛滥成灾，中国历史似乎一夜之间退回到前礼乐时代，教化的缺失和道德的崩溃已经成为当代最为紧迫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儒士就是中国最早的公共知识分子，韩非所谓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韩非子•五蠹》）正是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儒士精神人格的独立性，尽管他是从否定的角度做出这一结论的。[3] 贺麟：《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见《文化与人生》，商务印书馆2005年版，第9页。

在传统的儒教体系中，传播儒道的任务是由官员、族长、书院及私塾的教师共同完成的。新的组织形态的建立，将使儒家游魂化的状态划上句号，并未民族文化的复兴提供契机。

传统社会中存在一套包括书院、私塾、宗祠、祭祖在内的教化体系，但这一体系中缺乏专门向基层民众宣教的职业阶层。我们并不否认儒家哲学的意义，但儒教的重建需要新的言说方式，以重建儒学与大众和生活的血脉联系，恢复儒学的草根本色，复归儒学极高明而道中庸的精神特质。

正是深感儒家义理直接难于抵达和影响普通平民百姓，才有范仲淹和朱子等发起的宋代书院讲学运动，以及王阳明后学民间儒学运动。即使被称为儒学的第二个发展高峰的宋明理学也同样如此。

（《论语•述而》）孟子曾说士尚志，这里的志，当是孔子志于道之志。从历史看，鉴于家天下与民本思想的内在矛盾，儒家从未停止过对于理想政道的探索。道既是宇宙人生的根本规律，也是士人精神的终极寄托和最高价值，对道的践行是士人的天职之所在，对于不合道义的社会的批判则是其中的应有之义。君主专制制度的确立并没有完全平息关于政道的争论，秦以后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着周制与秦制之争，井田与私田之争，在汉唐两代，这种争论甚至达到了十分激烈的程度。

在秦以后日益制度化、成熟化、凝固化的专制政体中，科举考试逐渐成为儒家士大夫人生的独木桥，他们本身也逐渐成为这个庞大的利维坦上的螺丝钉，其精神生命的萎顿是无法避免的。有台湾学者指出，在台湾，儒学对于社会大众的影响依旧存在，不过是化到了其他宗教比如佛教、道教里面[2]，这一现象尤其值得人们深思。

第二、培育新的传播主体。[3]与基督教相比，儒教一向缺乏缺乏严格的戒律、独立的组织和专业的传教队伍，是一种分散性宗教[4]。

这些运动有效地扩大了儒学对于基层社会的影响，提高了儒学的教化效果，却未能有效建立儒学在基层社会的传播的制度化渠道，无法避免人亡教息的结局。[4] 杨庆堃：《中国社会中的宗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页。

理学也可以继续发展，但它已经不必要采取诠释学那种迂回曲折的路径，非得将自己的思想说成是古人的思想，它完全可以直抒胸臆，去建立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甚至在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的台湾，儒家的影响也退缩到一个狭小的学术圈子里，成了专家之学。尽管这一思潮以燕国让国事件的悲剧而画上了句号，但它显然是战国儒家探索理想政治制度的一次重要尝试。在社会已经高度职业化的今天，通过官员传播儒家思想已经是不可能也不现实的，书院和族长已经消亡，学校的老师也只能在相关课程上解释一些国学知识，韩愈所说传道、授业、解惑的任务客观上已经没有人担当，这便使得建立一支独立的儒家传教队伍成为必要。

这批人首先要真诚信奉儒家学说，真正熟悉儒家儒家经典，以传播儒道作为终生的志业。但是，他们借鉴西方哲学话语将儒家义理理性化的结果，是将将儒学变成了哲学，变成了抽象的理论体系，变成了需要博士硕士经由导师辅导才能读懂的深奥学说，而不再是《中庸》所说的匹夫匹妇也能领会和践行的人伦之道。

但是，今非昔比，当代儒学已经面临着全然不同的时代背景与社会形势，儒学的内涵与形态将不可避免地发生重要变革，其复兴的进程也必然选择新的路径。在这样一种深奥晦涩的诠释方式下，儒学与生活的联系也日趋式微。

从废除科举制度至今，儒家游魂化的状态已经持续了近一个世纪之久。[2] 引自林安梧在2009年马来西亚宗教、哲学与人文关怀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未公开发表。